在中东这个充满紧张局势的地区，年轻的艺术家们多年来一直努力争取自由表达自我，并在社会中倡导更自由的思想。“阿拉伯之春”期间，与许多新一代阿拉伯艺术家一样，当地艺术家对未来充满希望，并参与了抗议活动。然而，在经历了多年的动荡和动荡之后，年轻的阿拉伯人如今不得不面对新旧问题，在幻灭感和对美好未来的渺茫希望之间左右为难。《Yallah! Underground》追踪了来自埃及、黎巴嫩、巴勒斯坦、约旦和以色列的一些当今最重要、最进步的地下艺术家，他们经历了2009年至2013年间的快速变革。
Olivia Rodrigo将在自己的全新巡回演唱会——GUTS世界巡演中表演自己两张专辑《SOUR》《GUTS》里的歌曲。
Netflix四集纪录片，五个来自印度最低种性的女孩，在一家为她们提供14年免费教育（2年学前+12）的住宿学校的成长过程。 算了一下，断断续续拍了八九年，有的从学前班跟拍到初中，有的从初中跟拍到进入社会工作。这所叫做Shanti Bhavan 的学校，创办人是一个美籍印度商人，在49岁的时候，也就是1997年，决定回到印度，为当地最穷的家庭建一所学校。这些有机会获得免费教育的孩子，有一个责任，那就是找到工作后，必须帮助自己的家庭和社区，而不是一走了之。 这些孩子的成长是充满了矛盾的，不断在安全稳定的学校和贫困的家庭环境中转换，在现代价值和印度传统价值中挣扎，从而塑造一个独立的自我。虽然是免费教育，对于这些家庭来说，要相信自己的孩子，在14年，甚至17年（加上3年大学，也是由这所学校支付学费）后可以帮助改善家庭，也是一个漫长的投资。虽然印度很穷，充满不平等，还有各种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风俗，（比如其中一个女孩，她的祖母一直等着她长大嫁给她的儿子，也就是女孩的叔叔。因为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女儿拒绝了祖母的要求，现在她已经成为一名记者，出了一本书），但在印度，民间可以专心办一所这样的学校，除了经费，不用担心其它，可以让这些孩子的教育过程不被中断。这所学校是混合教育，之所以纪录片把镜头对准女孩，是因为她们除了种姓，还要面对性别带来的不公平。
包括天主教修女和牧师在内的核裁军活动人士闯入了包括铀矿“诺克斯堡”在内的两处绝密设施，对美国核武器的安全性提出了质疑。他们是罪犯，还是向世界敲响警钟的先知？
深入了解詹姆斯·卡梅隆及其演员阵容有史以来最受期待的电影续集之一。
1993年，华盛顿州选民通过了“三振出局法”，将那些被视为无可救药的超级掠食者儿童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受全国性毒品战争狂热、不断升级的犯罪和帮派活动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基于恐惧的政治政策下，华盛顿州塔科马市牺牲了最脆弱的儿童。该市缺乏社会服务，缺乏对早期教育的专项投资，住房和就业方面日益不平等，以及惩罚文化（包括不得假释、三振出局、持械犯罪的重刑以及其他过度量刑的法律），玷污了塔科马的面貌，注定这些儿童终生身陷囹圄。《自从我堕落以来》讲述了一个美国故事，它通过一个饱受毒品、贫困和恐惧摧残的社区的视角，将华盛顿州塔科马市作为“美国每个城镇”的典型案例。
安娜·诺盖拉是南非白人，埃伦·戴维森是以色列犹太人。制片人凭借对相关问题的亲身了解，仔细研究了常用于描述巴以冲突的种族隔离对比。他们的影片将这种修辞类比分解为基于事实的对比，指出了这种类比在哪些方面有用且恰当，哪些方面则不然。南非的经验教训可供世界各地的冲突借鉴。这部电影既是种族隔离制度兴衰的历史记录，也探讨了为什么许多巴勒斯坦人如今感到自己生活在种族隔离制度下，以及为什么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他们的观点。
